朱雀東坊 - 6612.2

       过了今夜，我就要27岁了。安娜堡一反常态地干燥，至今也没有降雪，忽然有些怀念，去年的这个时侯顶着大雪走夜路回家，似乎只有白茫茫的坚硬，才是冬天。

       关于在这个月份出生的人，从前看过一个笑话，说过去交通不便，分隔两地的夫妻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相聚。门外寒冷彻骨，只好在家专心造人，于是你看，到处都是天蝎座。
       我没有求证过真相，只是偶尔感慨，原来自己已经幸运地存在了这么久，真的很幸运。自从出生，没有喝过毒奶粉，没有被人贩子卖到黑煤窑，中考没拦住我，高考也没拦住我，没有染上网瘾被送去电击，没有进过收容所，如今偏安在小镇一座，安静得连本拉登都不屑于袭击。回想当初，不该碰上的都没碰上，遇上的也不离谱；展望人生，没可能腰缠万贯或者大红大紫，但保住体面的物质生活和富足的精神世界也不应是奢谈。

       年复一年，除了许愿家人幸福安康，我不奢望更多。上帝愿意给的，自然会是你的，他不给，你伸手要也没用，再虔诚都白搭，还不如送自己一份忠告来得实在。

       我希望能对周遭的人和事保持疏离，以避免任何狭隘与轻浮的愉悦，避免小聪明，避免歌舞升平，不论它们会多么频繁地上演。

       不假装高尚，但绝不放弃对苦难的关注。纵然从小被教导不做“温室里的花朵”，但承认吧，我们这代人根本没见过真正的冰冷。

       接触自然。像我的祖辈那样，将日月流转而非自己的身体作为时间的量度，或者说，努力生活在时间的深处。

       最后，希望自己从容地承担更多的责任，让你永不怀疑，永无失望。

       报刊亭里又说，八毛钱，杜小峰就扔进去八毛钱。现在，口袋里只剩下两张绿色的毛主席了，他把钞票合上再打开，打开又合上，看来看去仍是这么单薄的两张。他想起娘挂着两行眼泪说，都是因为咱家穷。他本以为这会令他感到酸楚、红了眼眶，然而他挤挤眼睛，什么也没有，他只是拎起蛇皮袋子走到了街上。
       那么多车，轰鸣着挤在十字路口，刺鼻的尾气让人们掩面而过。就是这气味，飘到城市上空，沿着铁路飘向他家，钻进他爹的鼻子和肺，将他变成枯草一样的病人，让他自己失去了大学，失去了蕙兰，让他走在这条没有绿灯的路上。
       杜小峰走过邮局，走过照相馆，走过网吧，走到夜幕降下来。他站在商场外，玻璃窗里垒着几十台电视，有个人朝他笑起来，其他的人也跟着笑起来，杜小峰觉得没有屈辱，只有雨麻木地打在脸上。
       然后他走到一家饭馆，门口招牌上的鱼香肉丝唤起了他的饥饿。菜端上来，他却不吃，只是埋头喝酒，好像再不喝就来不及了。于是终于醉了，他隔着窗户往外一看，他爹鄙夷的脸、刘科长傲慢的脸和蕙兰没有表情的脸全都鬼祟地浮现出来，印在来来往往的出租车上，印在高楼的霓虹灯上，印在路边的广告牌上。他开始扯着嗓子骂人，不就是三万块钱么，老子开的是桑塔纳，还差你几个钱？你看什么看，笑什么笑。

       杜小峰大方地甩下五十块钱，也不让找，继续朝路的深处走，既然也无处可去。他看到一间间店铺拉下卷闸门，路上一层层黑下去，只剩下手里的烟头红灿灿地发着光。忽然，他觉得有一双眼睛在盯着他，那眼睛藏在一扇玻璃门后，不停地眨啊眨，好像在说，这里很暖和，这里很安全。
       然后那扇门打开了，杜小峰像一只待宰的羔羊被领了进去。这位穿着松糕鞋，梳着鸡冠头的小姐被日光灯照得惨白，一点也不像蕙兰小麦色的皮肤。她把手搭在杜小峰的脖子上，朝他耳朵吹着气说，看老板心情这么好，就一百吧。
五十。杜小峰没有犹豫的本钱。
       好吧，谁叫今天生意差，记着啊，下次可没这么便宜。
       杜小峰看到小姐脱了鞋，褪下丝袜，想起小时候帮娘在河边洗菜时，一叶一叶剥开的嫩白的葱。一股热浪直冲大脑，手心开始冒汗，他飞快地扯开衣服。
       就在这个时候，两个警察随着一阵喧杂冲了进来。杜小峰赤裸的身体往后一倒，像只羊被提走了，出门的时候，他死死地抓住了蛇皮袋子。杜小峰看到天是绿的，海是蓝的，阴郁的城市永远朝他关上了大门。

       派出所的院子里，熙熙攘攘来了很多记者，他们忙不迭地拍照，杜小峰觉得这个世界变得洁白一片。小姐几次撩起盖着头的衣服，小声跟他喊，你就说咱们是男女朋友，他们抓错了，不然咱俩都要进去。
       有那么一刻，杜小峰希望派出所发生爆炸，或者警察集体食物中毒，或者那些端着摄像机的忽然生了困意打道回府。然而什么都没有发生，他感到自己的身体被架起来，双脚悬空，他失去了对自己的控制。天上的雨灰溜溜地飘下来，飘进家门前的几亩麦田里，飘进蕙兰粗黑的头发辫上，飘进他自己合不拢的嘴里。
       如果你在晚上十点捡起丢在沙发上的遥控器，将频道捏到本地新闻，你会看到一个矮短的男人站在墙根，怀里抱着一只硕大的蛇皮袋子，脸上挂着两行脏兮兮的眼泪。你也许本来并不想看到他，只不过别人都捂着脸，只有他抬着头。

（完）

周小尔 于箭木岭
2009年10月9日 初稿
2009年10月16日 第二稿

       杜小峰是被一阵闷雷惊醒的，发现自己已经滑到了地上，这让他顿感大失体面，于是他拉拉衣角，重新系上扣子。他想到蕙兰，是不是应该告诉她到达时间，这样她就可以在村头的牌坊下等他，这个场景在心中激荡了几个来回，推着他一步步走到门外的报刊亭。
       电话响了三下，杜小峰听到蕙兰的名字在两个人的嘴上接力，传向麦场去了。忽然，身后爆发出整齐的喊声，欢迎光临！他扭过头，发现一群大红大绿的服务员，正形色严峻地站在饭店的台阶上，有个中年男人绕着队伍转圈，一会踢踢这个人的腿，一会打打那个人的手。然后他声嘶力竭地喊：欢迎下次光临！剩下的人也跟着声嘶力竭地喊，欢迎下次光临！
       过了许久，他才听到蕙兰懒洋洋地喂了一声。
       他调整了下口型，用方言说，蕙兰是我。
       谁呀？
       是我，小峰。
       哦，小峰。
       你最近咋样？
       我好着呢，城里好玩不？
       这话惹出了杜小峰的不快，他本来想说城里不是咱待的地方，老子这就回去，再也不来了。但是话一出口却是，咋不好玩，这附近有个游戏厅，整整一层楼那么大，我天天下班都过来玩，过两天还打算去看电影呢。
       吃得咋样？
       有食堂，两菜一汤，尖椒肉丝特别好吃。
       那你挣钱容易不？
       还行，领导说干得好还发奖金呢。我现在花钱省，攒钱挺快的。他犹豫了一下，决定不提三万块钱的事，那些钱过去是天文数字，现在还是。
       可蕙兰偏偏要提。你啥时候能攒好钱，俺娘去问你爹，你爹说他不管。俺娘说，你要是在城里混不出来，她就不同意咱俩的事，她要找人给我说媒呢。
       杜小峰像被什么击中，在原地晃了一下，他问，那你咋想的？
       电话那头顿了一下，说，我听俺娘的。

       杜小峰挂了电话，报刊亭里面一个没面目的声音说五毛钱，于是他扔下五毛钱。这一次他是真的慌了，他爹数钱的时候他没慌，刘科长让他滚的时候他也没慌，但如果蕙兰就要像熟透的小麦被有钱的杂种收割去了，他便知道回去只有死路一条，他必须留下来。他揩了揩满头的汗，转过身来，慌不择路地想着办法。他可以做很多事，去餐馆跑堂洗碗，去工地搬砖，或者拾垃圾，但全都于事无补。整个世界灰下来了，他看到雨点像针脚一样缝在每个人的伞上。这些伞花花绿绿，跟着水流漂啊漂，最后漂进一扇扇敞开的大门里，便安全了，温暖了。他需要这样的一扇门，哪怕只为他开一次，他就能登堂入室，永远摆脱这恼人的雨。
       事到如今，似乎也只剩唯一的路可以走了。
       他从口袋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拨通了电话。
       喂，谁啊？哦，小峰，你还没回去啊。虎哥听起来像是没睡醒，但是他没等杜小峰答话，又接着说。刘科长都跟我说了，你也别有啥想法，都是厂里的规定，你造成了损失，就得负责不是。刘科长自己掏钱修车，也没计较丢的钱，算是很给我面子了，我总不能再开口吧。
       他这么一说，杜小峰倒觉得自己不知好歹，他扭捏了半天，终于挤出几个字，虎哥，能不能给我借点钱，千把块就行。
       小峰啊，按说你是我堂弟，我爹去世的时候你们家也出了不少力，这个忙我不能不帮。但是我也有我的难处啊，你不知道城里房子有多贵，不比乡下，地方大随便盖，这儿最普通的也快一万了，你嫂子跟我这么多年，租的房子总不是个长久的事。说到你嫂子，最近刚怀上，你说我是该高兴还是难过呢？现在孩子都快生不起了，病房一天就上千，最后还得给大夫塞红包，给了少了都心虚。尿布贵奶粉也贵，今后上学才是大头，我跟你说啊，生孩子就是造孽，给自己挖了个无底洞。
       小峰啊，别看我进城了，有工作了，每次回去人模狗样的，但说到底还是没钱。过几年年纪大了，不就得往医院跑了？这年头看病看不起，吃药吃不起，你看我叔的肺，多少年了，扔进去多少钱，也不见好，但总得有个准备…你等一等。
杜小峰看着电话上的数字一下一下跳过去，跳得格外慢，好像昨天下午站在桑塔纳边上流汗的时间又抄着近道追上他了。
       小峰啊，你也别来了，最近不是有什么流感么，怕给你嫂子传染了影响孩子。不是嫌弃你，我轻易也不出门的。听哥一句话，回家吧，老老实实的干点活，你太愣，城里不适合你，要是实在想来，以后有机会哥再给你介绍。就这样吧，回去了问我叔好。

（待续）

       其实在汽水瓶滑落的前一秒钟，发生了这样的事：
       在墙的后面，发出了一声闷响，随后听到玻璃珍珠般落地的声音。小巷尽头的摩丝也随着声音瞬间消失了。
       杜小峰这才反应过来，扔掉帽子飞快地跑向刘科长的桑塔纳。但是转过弯他才发现，除了夕阳里几个飞速蒸发的背影和一地玻璃碴，他什么也没找到。驾驶员一侧的车窗上那个幽深的碎洞，仿佛一张大嘴，对他放荡地笑着。

       刘科长眯着眼睛嘬了口烟，烟又从鼻孔喷出来。在他的前面，是冒着烟的茶杯和烟灰缸，再前面，一把锈迹斑斑的管钳躺在桌上。这是证据，证明刘科长的车窗的确是被人为敲碎，而不是被冰雹砸坏的。那些小混混看到座位上放着钱包，四下无人，二话没说就动手了，这同时说明他们是职业的，才会随身带着工具。
       但是有什么用。
       有屁用。刘科长跷起二郎腿眉头一拧，早就看你是个窝囊废，结果没想到看车都看不好。你说，你不看车跑哪儿耍去了？
       太渴了，我去买了瓶汽水，我心想就五分钟的事情。
       还成了精了你，五分钟咋了？五分钟我叫你后悔一辈子。真是个好吃懒做的东西，你们这些农村人就不要进城，进城了只会做一件事，就是丢人。
       随后刘科长就开始滔滔不绝地骂街，杜小峰听到了这一辈子最惊世骇俗的脏话，这些字眼就像早市炸油条的热油，一勺一勺朝他泼过来，使他想起很多可憎的面孔，比如他爹，比如杜书记，比如杜书记那个和他同名同姓的儿子。他觉得这个时候，另一个杜小峰应该是坐在大学的教室里，和同学玩扑克。
       然后刘科长累了，用茶漱漱口，从牙缝里挤出一个音节：滚。

       杜小峰就是这样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扫地出门的。陈大妈说到这的时候，刚揭起一张牌，在手心里摩挲半晌后扔出去，叫道：六条。
       围观的人便问，后来呢？
       后来？我也没见过他。
       后来，杜小峰卷好铺盖，从保安室里走出来，看到南方天边卷过来一层浓密的乌云，这时他想起两件事。第一，他一分钱工资都没有拿到，第二，他的保安制服还没有还。他来到财务室，柜台后面一个女人正在往睫毛上刷东西，她连眼睛都没抬，只说保卫科的领钱都需要刘科长签字。他想到刘科长说修车窗要好几百块，被偷的钱包里还不知有多少钱，只好凄惶地走了。他就穿着这件宽大的制服，走到街上，走向汽车站去了。

       杜小峰趴在墙上看了看时刻表，发现回家的车都是下午出发，他顺着栏杆绕到窗口，空调的冷风飕飕地吹出来，一起吹出来的还有一句：现在不卖票，快发车了再来。售票厅里找不到空椅子，他把装铺盖的蛇皮袋子摆在地上，自己坐上去，稳妥地倚着墙。
       他解开扣子，听凭四肢像瘫痪病人一样散开，浑身舒坦得了得，随即他又发现无事可做，只好环顾四周打发时间。车站远比他想象中冷清，对面墙根有个戴草帽的男人脱了鞋，赤脚蹲在地上吃“来一桶”。断了靠背的椅子上，一个妇女正坐着给怀里的孩子扇扇子。另一个小年轻把袖子撸上肩膀，用手机大声地放音乐，这在杜小峰听起来完全是塑料被粉碎的声音。门边的位置，售票厅里唯一的货柜上，像晾衣服一样吊着几本杂志，封面上写着“身残志坚的美丽少女啊，谁为你的未来撑起一片蓝天”或“悔不当初，苦命鸳鸯双双殉情为哪般”。他换了个姿势，觉得有些困意，外面燥热的空气钻进阴影里竟带了些温存，而售票窗口上方的红字标语一行行滚动起来。

（待续）

       如今，杜小峰站在烈日炎炎的城里，将今日第五根烟踩进乱石堆里。
       铁路的对面，在更北的地方，坟地一样拱起一片矮房子，墙上白色的“拆”字宣判了它们的死刑。刑场后面耸立着一面巨大的广告牌，画着比他们县政府办公楼还大的一座玻璃屋子，那是未来某个时候将要拔地而起的新车站。虽然现在站在臊臭的铁轨旁，他也知道那跟他没有多少关系，但玻璃屋子像盏灯笼散发出的柔和光线还是让他觉得，他是实实在在地离开了那个没有一滴柏油的地方，离开了他半死不活的爹。
       他转过头，桑塔纳还在原地虎视眈眈地盯着他。他打算靠在车上歇一会，但一想到刘科长每天早上拿鸡毛掸子不厌其烦地擦车时，又收回已经迈开的双腿，他怕衣服上无处不在的扣子留下划痕。他无奈地抖抖肿胀的腿，转向另一边，太阳被夹在两栋高楼之间进退两难，再次张开血盆大口，一股焦渴的感觉迅速烧遍全身。他想，要是有冰镇饮料就好了。
       然后他顺理成章地记起离这不远的一间平房外支了个烟摊，有个黑瘦的老头躲在屋檐的阴影里监视着路上的动静，有人停下做掏钱状他才静悄悄地杀出，似乎地上还摆了个白泡沫塑料箱子，想必是放饮料的。可是杜小峰不想为这个似乎下决心，他终究是怕了刘科长眉毛上的刀疤和咆哮起来散发着恶臭的嘴，这是他见过脾气最坏的人，这个人可以因为早上八点上班后发现茶水还没有凉到可以喝的程度而让他步行一个半小时，去给他老婆通告一声中午有饭局不回家吃饭。于是他想，再忍忍，估计就快了。
       地面抖动，一列快车冲破被热浪扭曲的空气腾云驾雾而来，汽笛响过的时候，他下意识地捂上耳朵，只看到全世界的灰尘将他吞噬。他别过身去，但喉咙里已经有人在开山放炮喧腾起来。他像虾米一样蜷缩在地上，疯狂地咳嗽着，像要把五脏六腑都咳出来。这时他的脑袋里只剩下那个黑瘦的老头，揭开泡沫塑料的盖子，在招着手喊他过去，白箱子上歪歪扭扭地写着“冰峰”两个字。
       杜小峰迈开双腿，没有再迟疑，他钻进这片棚户区，如同重新回到人间。他绕过横倒的自行车，跳过水泥坑里的泔水，穿过电视里的新闻声，来到烟摊，如愿喝上了一块钱的冰峰。这半温不凉的橘子汁在他的脸上写出了幸福，使他忽然想起蕙兰，以及她小麦一样的皮肤。如果她在这，他会和她干杯。
他留下一半，小心翼翼地拎在手里，越过新闻、泔水和自行车，七转八绕地走上回去的路。他希望刘科长还没到，这样他就能惬意地喝完汽水，再惬意地抽一根烟，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
       沙哑的脚步声在两边的高墙中徘徊，铁轨仍然颓然地躺在远处，只不过路的尽头多了个没来由的小孩，看上去十四、五岁的样子，头发硬邦邦地冲上，手插在口袋里筛糠一样地使劲晃腿。杜小峰一边心想城里人上中学就开始用摩丝了，乡下的孩子只会把吐沫往头上抹，一边站稳，把嘴准确地对上瓶口，贪婪地喝下一口汽水，又继续往前晃。没出几步还畅快地打了个嗝。摩丝头显得很焦急，不停和墙后边看不见的人说话，还不时扭过来看他一眼，这个时候杜小峰心里忐忑起来，觉得有事要发生，但他又没理由朝对方叫喊，只得加快脚步。
       摩丝头见状，突然开始向墙后挥手。杜小峰扶好歪到一边的帽子，不知是天热还是紧张，他的手心开始汗如泉涌，他觉得汽水要滑下去了。
       瓶子最终还是掉了，没碎，但是那可爱的橘子汁全部泼在了砖上，像垂死的金鱼一样吐着泡泡。杜小峰又恨又恼，除了摘下帽子狠狠扔到一边，没有任何办法。

（待续）

       月上梢头，胡琴响起，麦场搭起戏台，那些下午围观过杜小峰和杜军家的人们又坐在碾子和板凳上，摇着蒲扇来听戏了。杜小峰则像一条丧家的狗，把麦场的地犁了一遍又一遍，他知道蕙兰她娘要的不是大学生，而是三万块的彩礼，但有的时候，这两者是可以画等号的。在这沙哑的嘶吼声中，他觉得这回自己是彻底被遗弃了。

       可到底还是回了家，娘正枯坐在屋里，一看到他两行泪唰地滚了下来。杜小峰本来余怒难平，这番心也软了，纵然有千般不愿，他还是走过去，靠在了床边。
       他问，为什么是我？
       娘抹抹眼泪说，杜书记他娃是个小混混，考不上学，但是偏偏跟你同名同姓，乡长听说了跑来牵线，说手续简单得很，咱家啥都不做，光收下钱就行了。你爹一听十万块钱，也就点头了。小峰，你别怪你爹，他也犹豫呢，但毕竟是十万块钱，这下咱就能去做手术，你没听王大夫说，你爹这病必须要手术呢。
       但你们咋能为了钱把我的前程毁了呢，我大学毕业了照样可以挣钱。
       不瞒你说，咱家就是砸锅卖铁也确实付不起你的学费了，娘知道你想上学，娘也想你去城里，但是真的没办法了，谁叫咱家穷呢。他娘说着，又埋着头哭了起来。
       杜小峰看着她不住耸动的肩头，便知道事情就像这凶猛而至的凄清长夜，已到了无可挽回的余地。有那么一刻，他想坐下来，一起投身到哭泣当中，但最终他走到厨房划了根火柴，看着被他拧成麻花的烟，静静地燃起来。
       他知道这十万块钱巨大到他们家十年也挣不来，可他也知道这些钱总有一天也会像水滴在炉子上，转眼就冒烟了。

       两个月后，乌云压境，家里下了场大雨，他坐在门槛上也能听到河水暴涨咆哮着冲过他们村的巨响，他看到他的家就像被海水围困的小岛，摇摇欲坠。而他爹，此刻正把烟灰弹进沾满油污的碗里，叫他去倒水来吃药。不知道蕙兰在干什么，兴许是在听她娘的话，打算来跟他做个了结，另攀高枝去了。说不定现在就等着雨停了。
       杜小峰忽然像是醍醐灌顶了一般，终于发现了这户人家、这几百号人的村子的悲剧的源泉，这个发现让他兴奋得不能自已，他恨不得立刻拿起镰刀去收获这伟大的发现。于是他扭过头去，对他爹说，你给虎哥打个电话，送我去城里打工。
       打工，你要打啥工？
       啥都行，我要去城里，去省城。

（待续）

       就在这个时候，杜小峰他娘拯救了他不可遏止的灾难，她挽起袖子，进厨房做饭去了。跨出门，又回过头问他，想吃什么？杜小峰觉得心上一块石头滑进水里，没有激起半点水花，但还是歪着脖子指着门里吼了一声，吃什么吃，没文化吃到最后就像他一样。
       然后他就推开院门走出去了，顺着那些还没有被风吹散的车辙往前走，可是还没走几步就被鞭炮声叫到另一个方向去了。他看到刚才围在家门口的那群人，像一块阴险的膏药，又贴到了他同学杜军家的大门外。鞭炮放完，人们的议论声才浮出水面，他听到有人说杜军考到省城的大学了，周围便啧啧称赞起来。在这些人的眼里，大学分三种，省城的，外省的，和北京的。在这个村的历史上只有一男一女两个人考上过北京，后来他们再也没回来，人们说他们现在都当官了，不过这件事谁也没有亲眼见过。能出省的也很了不起，能坐火车，是坐的那种，十几个小时，一放假就风风光光地回来了。即使是去省城，也得在村里轰动一时，去过省城的大学的人都说，学生宿舍高级啊，里边能洗澡，还有那些学生，走路都拿着手机慢悠悠地打电话，城里的好东西就是多。
       杜军他爹像打了鸡血，红着脸到处递烟。烂烟烂烟，先抽着，过两天家里摆席，有红塔山。其他人便附和着，哎呀你是熬出来了，以后娃大学毕业了，在城里买个房子，你俩也住过去算了，能走的都走了，在这待着图个啥。杜军他爹满脸堆笑，刀刻般的皱纹纵横起来，哼哼哈哈地一路敷衍过来，挪到杜小峰面前的时候却突然没了话，沉吟半晌摸出一根烟说捎给你爹。
       杜小峰接下烟，自顾自地走了，他要去找蕙兰。他绕开大路，双手插在裤兜里顺着田埂有一脚没一脚地踩着，口袋里那根烟锋利起来，像匕首一下下地割他的手心，他把手拿出来，又忽然发现不知该怎么摆放。奇怪的是很多人，甚至还有邻村的人，都好像商量好了似的挨个出现，露出被烟熏黄的牙不怀好意地冲他笑。他看出来这些人的笑意背后是想说，就你考不上大学，就你进不了城，你要和我们一样最后烂在这地里。杜小峰惊恐万状，觉得现在哪怕是村口那个凡事只会回答“知不道”的傻子也能来蹂躏他一下。
       蕙兰家在麦场后面第二棵杨树下面，杜小峰老远就看到蕙兰她娘靠在门框上嗑瓜子，他刚想回头就被叫住了，于是只好垂头丧气地挪过去。
       她娘问，吃了没？
       还没。
       那一会在这吃，蕙兰出去了，等她回来马上下面。
       不用了，俺娘正做着呢。
       哦，也好。要不你吃点瓜子？
       杜小峰摇摇头，脑袋里想的全是脱身之策。
       杜军考上了。蕙兰她娘冷不丁地来一句。见他半晌没反应，又试探性地问，你咋样？
       杜小峰还是摇头。他本来想说他也考上了，而且是外省的学校，但是话到嘴边又咽下去，反正也去不了，说出来反而丢人，丢他们全家的人。
       那咋办呢，还复读不？
       不读了，也读不出个啥好结果。他爹的冷漠的声音又在耳边想起，上学顶个屁用，还不是两眼一抹黑。
       小峰，你是个乖娃，咱俩家也是多少年的熟人了，按说把蕙兰交给你应该是没错。蕙兰这娃笨，也没出息，以后真要成家得靠你。蕙兰想进城，我想着你考上学以后就是城里人了，能挣钱住楼房，她进城我们也放心，但是现在就没办法了。蕙兰她娘撒出一把瓜子皮，叹了口气说，唉，这事以后就麻烦了。

（待续）

       第五根。
       于此同时，杜小峰点着烟，看到自己的影子像一具死尸，颓然横在乱石杂草之中。阴影盖在一个泡沫饭盒上，这八成是哪趟过路车上扔下来的，油汤红红绿绿流了一地，像一个开放的腹腔，令人作呕。没有一丝风，空气又咸又辣，他想挪一步，制服压得他难以喘息，但四处都是焦灼的阳光，动一动便是汗如雨下。
       在这种连苍蝇都懒得出门的时候，他就会想，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

       一个月前，他们从厂里出来的时候，虎哥请他吃了顿羊肉泡馍。他把砖头一样硬的饼子白花花地掰碎，堆成一座小山，然后把票据埋在山头，好让跑堂的回族姑娘端走。他看到票面写着“优质”二字，便觉得口水就要流下来了。他想跟虎哥说，镇上的饭馆从来都是用机器把馍搅碎，不让客人动手，也没有优质和普通的区别，可是话到嘴边又咽回去，总觉得这么说丢人。走的时候，虎哥说，哥没本事，只能帮到这儿，以后就靠你自己了。
       两个月前，家里下了场大雨，不知道是不是城里也下了，但他想即使如此城里也还是光鲜的，雨水打在肯德基老大爷的脸上，顺着粗粗细细的管道从房顶爬下来，冲刷过地砖，淌进幽深的下水道去，并没有弄脏男人黑亮的皮鞋和女人裸露的脚趾。不像这里，雨滴绝望地一头扎进烂泥里，将自己变得乌黑，连一丝声响也没有。他坐在门槛上，看到他的家像一座被海水围困的岛，在潮湿中密密麻麻地生出烦恼来。
       他爹又在喊他倒水吃药了。从他出生开始，他爹就在和各种各样的药打交道。早些年还赶集的时候，当他娘像一个“巾”字从夕阳里一截一截地浮现出来，扁担筐里就搁着几包牛皮纸包着的药，被细麻绳捆着，散发出酸苦的味道。后来演变成泥黑的丸子，他爹吃馒头一样把它掰开送进嘴里，多半硬生生地卡在喉咙里，娘就赶紧端水来救急。再后来，出现了白色的小药片，盒子越做越好看，价格越来越高，药却越装越少，他学了几年英语也依然读不懂药盒上的外国字。每到这个时候，爹就会咳嗽几声垂头丧气地说，上学顶个屁用，还不是两眼一抹黑。
       所以，杜小峰觉得，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谎言就是药。吃药能治的病，在被窝里捂一身汗，第二天也就好了。医生在处方单上大笔一挥随便写个外国名字，在自己感觉良好之余，还能让病人弯腰顺手捡起芝麻大的希望。但是他明白他爹的病好不了，要能好早好了，他爹自己也知道，可还是一个劲儿地吃药，吃到娘的腰弯下去，吃到屋顶上的瓦片越来越少，最后把他的大学也吃进去了。

       录取通知书到的那天，天气也像今天一样热，镇上的杜书记也到了，还有乡长以及另外几个穿皮鞋的人。他和蕙兰坐在麦场边的大杨树下，看到远处土路上几辆轿车领着浓密的黄土，直奔他家去了。等他跑回去的时候，村里有一半人都围在家门口。有的说领导来视察工作呢，视察什么？还不是杜老三的病，都惊动上边了。有的说可能是装样子来的，隔几个月就下来一次，却立刻遭到反驳说你太没文化了，电视台都没来，跟以前不一样。
       这些人让杜小峰不敢进门，他怕见到领导就不会说话了，于是他就在人群外面转悠。他发现原来领导坐的轿车不大一样，车窗漆黑，根本看不到里面。他猫着腰，结果撞见一个跟自己很像的人，只不过更加矮小。
       后来门吱呀一声开了，围观的群众自动后退几步，团簇着领导和病怏怏的杜老三浮动过来。到跟前的时候，乡长指了指杜小峰，朝杜书记耳语几句，杜书记立刻拍着杜老三的肩膀哈哈笑了起来，边笑边说，像，像，天下还有这么巧的事。
       杜小峰看到方桌上鼓鼓的信封时，爹正在锁上大门，三尺阳光漫过门槛，娘坐在上面不说话，有种不祥的预感便从后背爬了上来。他问，杜书记来干嘛？
       给你爹补助点看病的钱。
       无缘无故这么好心？
       他要让他儿子顶替你上大学。
       你们答应了？
       怎么不答应，十万块钱呢。他爹从院子进来接过话茬，头也不抬，顺手抄起信封，转身就进了里屋。
       你们好歹跟我商量一下吧。
       跟你商量，你算老几？家里没钱上啥学，让你高中毕业就不错了，那大学都是给有钱人上的。爹的声音从门帘后面飘出来，脏兮兮门帘上绣着一朵牡丹，还有几个红字，花开富贵。
       不行，我要上学，你去把钱退了。
       我不去。
       你不去我去。
       说不让你上就不让你上，还反了你了。
       我偏要上。杜小峰觉得炸药的引线正在滋滋地缩短，他的脑袋里腾起一阵硝烟。
       你再喊一个试试？对话已经升级为威胁。
       杜老三，你不要欺人太甚！这大约是杜小峰有生以来第一次直呼他爹的姓名，他从他娘扭曲的面孔里意识到自己的歇斯底里。有那么一刻，他希望他爹燃烧着和他同样的愤怒，从屋里咆哮着冲出来，这样他们就可以像疯狗一样丧心病狂地撕咬对方。然后胜者为王。
       然而门帘后面没声了，像方桌上坏掉的收音机一样没声了。杜小峰忽然发现自己被自己劫持了，他不能就这么走开，谁输了谁走，但是他也不能冲进去揍他爹一顿，他更不能站在原地。太阳沉下门楣，烤着他的脸。他就像一个乒乓球选手，发出球之后，徒然地端着拍子停下，等待着球从另一边飞回来，除了把球打回去之外他再也无事可做。

（待续）

        傍晚七点整，倘若你正坐在从西边开来的列车上向外望，你会看见城墙的箭楼气宇轩昂地浮现在一片平房之上。那片房顶有些还铺着瓦片，瓦缝间长出狗尾巴草，枯黄得随时可以烧起来。有些房顶盖着水泥，顶着口大锅，一阵从北京飘来的声音从那里钻进去，冲出电视喇叭，挤进正在吃饭的人的耳朵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有些房顶上斜斜拉了根铁丝，没精打采地耷拉着男人的背心和女人的内裤。
        然后箭楼连同背心和内裤一同消失在一面深蓝的砖墙之后，消失在墙头高高低低的碎玻璃之后。墙上用白油漆描出几个大字，“中国移动”。
        倘若你眯起眼睛，也许会看到一个矮短的男人，仿佛刚从土里长出来，无端立在墙根，被一身厚重的保安制服所笼罩。面目不清，是因为被帽檐遮去大半。这时你会怀疑他的身份，因为衣服实在大得有些匪夷所思，大到手上的烟卷随时可能点着衣袖，而如果他挽起袖口，又会让自己显得更加土气。于是他只好卷起一边，尽量不去想另一边。
        离他不远的土路上，停着一辆黑色的桑塔纳，车身锃亮，恶狠狠地将阳光刺向你的眼睛。前后几里，除了这趟喘着粗气垂死而行的慢车，遍寻不到人迹。你的脑袋里闪出几种可能的理由，来解释眼前怪异的景象，想来想去，还是觉得他十之八九是个贼，偷车贼，乔装打扮在这偏僻之处等待同伙销赃。

        然而我听陈大妈说，他的确是厂里新来的保安，叫杜小峰。陈大妈言之凿凿，下巴上的肉狠狠地抖了一抖。她说那天保卫科刘科长用拳头在他胸口试试深浅，杜小峰一个趔趄便发现自己已经退到墙根了。刘科长把烟屁股摁进烟灰缸，对领他来的人把手一摊，又坐回他的办公桌后面去了。
        这人是杜小峰的同乡，他叫“虎哥”的，当然，进城很多年了，算是跟刘科长有点交情，赶紧堆着笑说，这孩子身板是弱了点，但是可有一点好，听话。
        听话，我手底下哪个敢不听话？刘科长眼皮都不抬。
        您说的是，虎哥说着便从包里变出两条烟，往桌子那边推。别看小峰人小，可是能吃苦，往后有什么脏活累活您尽管吩咐他就是。
        刘科长摸着烟盒上烫金的天安门，若有所思了一阵，便控制不住笑意。光吃苦也不行，干咱们这行的，他用手指戳着脑袋说，要靠这个。你刚来，先干点杂事，眼睛放亮堂，察言观色，你懂么。
        懂，懂，虎哥欠着身子忙不迭地接话。看到杜小峰还木怔怔地立在原处，又作色训斥道，还不赶紧谢谢刘科长。
        刘科长挥挥手，捞起结满黄垢的茶杯吞了几口水，慢悠悠说道，谢就不必了，工资是厂里统一标准，不过合同没法签，上边正控制名额呢。

        这些事我都没见到，但陈大妈说我便信了，她是我们那的福尔摩斯。
        你知道，在中国的每个城市，每到夏天黄昏，总会有一群人莫名其妙地聚在街头巷尾。有的时候坐着马扎，摇着蒲扇，议论着谁家的姑娘女大不当嫁谁家的男人在外面包二奶；有的时候在路灯下走马飞象，在路边吃羊肉串喝啤酒，或者在更远些的小广场伴着“两只蝴蝶”翩翩起舞。当然也有的时候，他们什么也不干，只是聚在一起而已。
        陈大妈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且是佼佼者。她早晨六点起床，到公园里扭几遍秧歌，提着菜篮去市场，把一车的西红柿翻个底儿朝天，最后捡了三个最上相的回家。等到日落西山，她破锣般的嗓子才正式开始广播，你听到一个个邻居的名字，就知道她在吆喝吃过晚饭的人出来打麻将了。久而久之，你会愈发期待听到那些名字被有节奏地有感情地叫出来，就像有人宣布他们中了大奖一样，你抑制不住激动要朝下张望，看到陈大妈一摇一摆向小卖部门口的麻将桌走去，心里莫名踏实起来。
        那张牌桌像一块血栓塞在人行道中央，里三层外三层，也有在看牌的，更多是听故事的。陈大妈先是压低了声音，说最近别人告诉我一件事儿，不知道你们听说没有，里里外外便鸦雀无声，等她的惊堂木。这时你再透过窗户往下看，会发现人们一会叹息，一会冷笑，一会纷纷表示赞同，忽然又都仰天大笑起来，喘气之余还要拍拍身旁人的肩膀表示有乐同享。
        我就是在牌桌上听到杜小峰这个名字的。我还听说，刘科长交给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看车，隔三差五到城北边某个地方，从下班等到天黑，他办完事回来。关于办事的解释有两种说法，刘科长自己说是去火车站帮厂里卸货，老职工了要有这个责任心，图省事把车停在背街，又怕丢，就派杜小峰去看着，初来乍到，总得做点端茶扫地的事。
        陈大妈的消息却相反，停车是真，送货是假。早听说他在外面搞女人，在北边儿租了间民房，结果还是怂了，干脆把车也藏的远远儿的。陈大妈撇撇嘴，浮了个眼白，骗谁呢。众人集体在陈大妈的白眼中恍然大悟地噢了一声，各怀鬼胎地四散去了。

（待续）